我了解到塔赫裡太太――現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爾時，一度以美妙的歌喉聞名。雖然她從不曾得到專業訓練，但她有唱歌的天賦――我聽說她會唱民歌、情歌，甚至還會唱“拉格”【Raga，印度的一種傳統音樂】，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可是，盡管将軍非常喜歡聽音樂――實際上，他擁有大量阿富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經典情歌磁帶，他認為演唱的事情最好還是留給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他們結婚的時候，将軍的條款之一就是，她永遠不能在公開場合唱歌。索拉雅告訴我，她媽媽本來很想在我們的婚禮上高歌一曲，隻唱一首，但将軍冷冷地盯了她一眼，這事就不了了之。雅米拉阿姨每周買一次彩票，每晚看強尼・卡森[2]JohnnyCarson（1925～2005），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2]的節目。白天她在花園裡勞動，照料她的薔薇、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

　　我和索拉雅結婚之後，花草和強尼・卡森不再那麼受寵了。我成了雅米拉阿姨生活中的新歡。跟将軍防人之心甚強的外交手腕――我繼續喊他“将軍大人”，他甚至都沒糾正我――不同，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飾她有多麼喜歡我。首先，她細數身上病痛的時候，我總是專心聆聽，而将軍對此充耳不聞。索拉雅告訴我，自從她母親中風之後，每次心悸都是心髒病，每一處關節疼痛都是風濕關節炎發作，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風。我記得第一次，雅米拉阿姨給我看她脖子上的腫塊。“明天我會逃課，帶你去看醫生。”我說。将軍笑着說：“那麼，你幹脆退學不去上課算了，我的孩子，你阿姨的病曆就像魯米的著作，厚厚好幾冊呢。”

　　但她發現，我不僅是聽她訴說病痛的好聽衆。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來複槍殺人越貨，也依然能得到她對我毫不動搖的憐愛。因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我使她免受折磨，擺脫了每個阿富汗母親最大的恐懼：沒有門戶光彩的人來向她的女兒提親。那她的女兒就會獨自随着年華老去，無夫無子，無依無靠。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殺了她唱歌的天賦。

　　并且，從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亞發生的事情的細節。

　　我們去參加婚禮。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兒子娶了個紐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禮舉行的宴會廳，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我們站在一群賓客之中，看着新娘從新郎家人手中接過戒指。其時我們聽到兩個中年婦女在談話，她們背對着我們。

　　“多麼可愛的新娘啊，”她們中一個說，“看看她，那麼美麗，就像月亮一般。”

　　“是的，”另外一個說，“而且還純潔呢，品德良好，沒有談過男朋友。”

　　“我知道，我告訴你，男孩最好别和他表姐那樣的女人結婚。”

　　回家路上，索拉雅放聲大哭。我把福特駛向路邊，停在弗裡蒙特大道的一盞路燈下面。

　　“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說，撩撥着她的秀發，“誰在乎呢？”

　　“這太他媽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們的兒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尋歡作樂，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沒有人會說半句閑話。哦，他們隻是找樂子的男人罷了。我不過犯了一次錯，而突然之間，所有人都開始談論清白和尊嚴，我一輩子将不得不背負這個罪名，擡不起頭來。”

　　我伸出拇指，從她下巴抹去一顆淚珠，就在她的胎記上方。

　　“我沒跟你說，”索拉雅說，眼裡泛着淚花，“那天夜裡，我爸爸掏出一把槍。他告訴……那人……說槍膛裡有兩顆子彈，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槍打死他，然後自殺。我尖叫着，用各種各樣的話罵我爸爸，跟他說他無法将我鎖上一輩子，告訴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來，淚水沾滿嘴唇。“我真的對他那麼說，說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帶回家時，我媽媽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來了。她在說話，可是我一句也沒聽清，因為她口齒不清，說話含混。于是我爸爸将我帶回我的房間，令我坐在化妝鏡前面，給我一把剪刀，不動聲色地叫我把頭發都剪下來。我剪的時候，他就在旁邊看着。”

　　“一連好幾個星期，我都沒有出門。而當我走出去的時候，無論走到哪裡，我都能聽到有人竊竊私語，或者那是想像出來的。四年過去了，那個地方離這兒三千英裡，而我還能聽到這些話。”

　　“讓他們去死。”我說。

　　她破涕為笑，說：“提親那夜，我在電話裡把事情告訴你，原以為你會改變主意。”

　　“沒有什麼能改變，索拉雅。”

　　她微笑起來，握住我的手。“能夠找到你我真幸運。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讓我們永遠别提這個了，好嗎？”

　　“好的。”

　　我親親她的臉頰，駛離路邊。我邊開車邊尋思自己何以與衆不同。也許那是因為我在男人堆中長大，在我成長的時候，身旁沒有女人，從未切身體會到阿富汗社會有時對待女人的雙重标準。也許那是因為爸爸，他是非同尋常的阿富汗父親，依照自己規則生活的自由人士，他總是先看社會規範是否入情入理，才決定遵從還是拒絕。

　　但我認為，我不在乎别人的過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過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後不久，索拉雅和我搬進弗裡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離将軍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隻有幾條街。索拉雅的雙親給我們買了棕色的沙發，還有一套日本産的三笠瓷器【Mikasa，日本出産的高檔瓷器品牌】，作為喬遷之禮。将軍還額外送我一份禮物，嶄新的IBM打字機。他用法爾西語寫了一張字條，塞在箱子裡面：

　　親愛的阿米爾：

　　我希望你從這鍵盤上發現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裡将軍

　　我賣掉爸爸的大衆巴士，時至今日，我再也沒回到跳蚤市場去。每逢周五，我會開車到墓地去，有時，我發現墓碑上擺着一束新鮮的小蒼蘭，就知道索拉雅剛剛來過。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變得波瀾不興，像例行公事。我們共用牙刷和襪子，交換着看晨報。她睡在床的右邊，我喜歡睡在左邊。她喜歡松軟的枕頭，我喜歡硬的。她喜歡像吃點心那樣幹吃早餐麥片，然後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聖荷塞州立大學的錄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維爾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輪班看守太陽谷某家家具倉庫。工作極其無聊，但也帶來相當的好處：下午六點之後，人們統統離開，倉庫的沙發堆至天花闆，一排排蓋着塑料覆膜，陰影爬上它們之間的通道，我掏出書本學習。正是在家具倉庫那間彌漫着松香除臭劑的辦公室，我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說。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進了聖荷塞州立大學，主修教育，這令她父親大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幹嗎要這樣浪費自己的天分，”某天用過晚飯後，将軍說，“你知道嗎，親愛的阿米爾，她念高中的時候所有課程都得優秀？”他轉向她，“像你這樣的聰明女孩，應該去當律師，當政治科學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獲自由之後，你可以幫忙起草新的憲法。像你這樣聰明的年輕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們甚至會讓你當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縮，繃緊了臉。“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結了婚的婦女。還有，他們也需要教師。”

　　“誰都可以當教師。”

　　“還有米飯嗎，媽媽？”索拉雅說。

　　在将軍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後，雅米拉阿姨試着安慰索拉雅。“他沒有惡意，”她說，“他隻是希望你出人頭地。”

　　“那麼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說他有個當律師的女兒。又是一個軍功章。”索拉雅說。

　　“胡說八道！”

　　“出人頭地，”索拉雅不屑地說，“至少我不喜歡他，當人們跟俄國佬幹仗，他隻是坐在那兒，幹等塵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機而入，去要回他那個一點也不高貴的官職。教書也許清貧，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愛的，順便說一下，它比領救濟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說還休：“要是他聽到你這麼說，以後再也不會跟你搭腔了。”

　　“别擔心，”索拉雅不耐煩地說，将紙巾丢在盤子裡，“我不會傷害他那寶貝的尊嚴。”

　　1988年夏季，俄國人從阿富汗撤軍之前約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說，講述父與子的故事，背景設在喀布爾，大部分是用将軍送的打字機寫出來的。我給十幾家出版機構寄去征詢信。8月某天，我打開信箱，看到有個紐約的出版機構來函索取完整的書稿，我高興得呆住了。次日我把書稿寄出。索拉雅親了那包紮妥當的書稿，雅米拉阿姨堅持讓我們将它從《可蘭經》下穿過。她說要是我書稿被接受，她就會替我感謝真主，宰一頭羊，把肉分給窮人。

　　“拜托，别宰羊，親愛的阿姨。”我說，親了親她的臉頰。“隻要把錢分給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殺羊。”

　　隔了六個星期，有個叫馬丁・格林瓦特的家夥從紐約給我打電話，許諾當我的出版代表。我隻告訴了索拉雅：“僅僅有了代理機構，并不意味着我的書能夠出版。如果馬丁把小說賣掉，我們到時再慶祝不遲。”

　　一個月後，馬丁來電話，說我就要成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說家。我告訴索拉雅，她尖叫起來。

　　那天晚上，我們做了豐盛的晚飯，請來索拉雅的父母，以示慶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飯團――米飯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軍眼裡泛着淚花，說他為我感到驕傲。塔赫裡将軍和他妻子離開之後，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買的昂貴幹紅葡萄酒，索拉雅和我舉杯相慶。将軍不贊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時候索拉雅滴酒不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