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讓我感到很驕傲，”她說，舉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會為你驕傲。”

　　“我知道。”我說，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靈。

　　等到夜闌人靜，索拉雅入睡——酒精總是讓她睡意蒙眬——之後，我站在陽台，吸着冰涼的夏夜空氣。我想起拉辛汗，還有那鼓勵我寫作的字條，那是他讀了我寫的第一個故事之後寫下的。我想起哈桑。總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會成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經說。全世界的人都會讀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過這麼多美好的事情，這麼多幸福的事情，我尋思自己究竟哪點配得上這些。

　　小說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讓我到五個城市簽售。就在那年，俄國佬的軍隊從阿富汗撤得幹幹淨淨。那本來應該是阿富汗人的光榮。可是，戰亂繼續，這次是内戰，人民聖戰者組織【Mujahedin，1979年在美國的幫助下成立的民族激進組織，抗擊蘇聯軍隊；後來成長為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勢力】和納吉布拉【MohamedNajibullah（1947～1996），1987年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國總統，1992年辭職】傀儡政權之間的鬥争。阿富汗難民依舊如潮水般湧向巴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戰結束，柏林牆倒塌。在所有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遺忘。而塔赫裡将軍，俄國人撤軍曾讓他燃起希望，又開始給他的懷表上發條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個孩子。

　　想到自己要當父親，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開心，又沮喪又興奮。我在想，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父親呢？我既想成為爸爸那樣的父親，又希望自己一點都不像他。

　　但一年過去了，什麼都沒發生。随着月經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來越沮喪，越來越焦躁，越來越煩惱。等到那時，原先隻是旁敲側擊的雅米拉阿姨也變得不耐煩了。“好啦！我什麼時候能給我的孫子唱搖籃曲啊？”将軍永遠不失普什圖人風範，從來不過問——提起這些問題，意味着試探他女兒和一個男人的性生活，盡管這個男人跟他女兒結婚已經超過四年之久。但每當雅米拉阿姨問起孩子，讓我們難為情的時候，他總是眼睛一亮。

　　“有時生孩子需要花一點時間。”某天夜裡我對索拉雅說。

　　“一年了，可不是一點時間，阿米爾！”她冷冷說，聲音完全像變了一個人，“肯定有問題，我知道。”

　　“那麼我們去看看大夫。”

　　羅森大夫大腹便便，臉蛋圓潤，一口細牙齒相當整齊，說話稍微帶點東歐口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對火車情有獨鐘——他的辦公室到處都是跟鐵路曆史有關的書籍、火車頭模型，還有各種照片：鐵軌上的火車穿過如黛青山或者橋梁。他的桌子上方懸挂着一條标語：生命如火車，請上車。

　　他替我們出謀策劃。我先做檢查。“男人簡單些。”他說，手指在紅木辦公桌上輕輕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頭腦：簡單，很少出人意外。你們女士就不同了……這麼說吧，上帝造你們的時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懷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對夫婦，都要扯這套管道理論。

　　“我們真幸運。”索拉雅說。

　　羅森大夫大笑，不過笑聲聽上去很假。他給我一張測試紙和一個塑料罐，要求索拉雅定期做皿檢。我們握手作别。“歡迎上車。”他說，請我們出去。我通過了測試。

　　接下來幾個月，索拉雅不斷做檢查：基礎體溫，抽皿檢查每一種所能想像得到的荷爾蒙，某種叫“子宮黏液測試”的檢查，超聲波，更多的皿檢，更多的尿檢。索拉雅還接受了“宮腔鏡”檢查——羅森大夫将顯微鏡插進索拉雅的陰道，進行檢視，他沒發現異常。“管道很幹淨。”他一邊脫掉橡膠手套，一邊宣布。我希望他别這樣稱呼——我們又不是浴室！檢查統統結束之後，他解釋說他無法解釋為什麼我們懷不上小孩。而且，很顯然，這并不罕見。這叫“原因不明性不孕症”。

　　接下來是治療期。我們服用一種叫“克羅米芬”的藥物，索拉雅還定期給自己注射“尿促性素”。這些全沒效，羅森大夫建議我們考慮體外受孕。我們收到一封來自“健康維護組織”【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美國的預付費醫療組織，最初出現于20世紀30、40年代之間，1973年美國通過《健康維護法案》，自此這種醫療保障制度得到全國性的法律支持。參與HMO的人通常預先支付若幹費用，即可得到免費醫療和康複服務，但某些特殊的病情除外，如小說中的體外受孕】的信函，措辭禮貌，祝我們好運，并說恕不替我們支付那筆費用。

　　我們動用我那本小說的預付金支付了治療費用。體外受孕繁瑣冗長，令人沮喪，最終也沒有成功。好幾個月在候診室翻閱諸如《時尚好管家》、《讀者文摘》之類的雜志之後，穿過無數紙袍、走進一間間點着熒光燈的冰冷無菌檢查室之後，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談論我們性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後，無數次注射、探針和采集精子之後，我們回去找羅森大夫和他的火車。

　　他坐在我們對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養”這個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們最後一次去拜訪羅森大夫之後那個周末，索拉雅把這驚人的消息告訴她父母。我們坐在塔赫裡家後院的燒烤椅子上，烤着鳟魚，喝着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個黃昏。雅米拉阿姨已經給她的薔薇和新種的金銀花澆過水，它們的芳香混雜着烤魚的味道。她已經兩次從椅子上伸出手，去撫摸索拉雅的頭發。“隻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許事情不是這樣的。”

　　索拉雅一直低頭看着她的雙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厭倦了這一切。“大夫說我們可以收養一個。”她低聲說。

　　聽到這個，塔赫裡将軍擡起頭來，給烤爐蓋上蓋子。“他真的這麼說？”

　　“他說那是個選擇。”索拉雅說。

　　在家裡我們已經就收養交換過意見，索拉雅并不想那麼做。“我知道這很蠢，也許還有些虛榮，”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說，“可是我止不住這個念頭。我總是夢想，我可以把孩子擁在懷裡，知道我用皿水養了他九個月，我夢想有一天，我看着他的眼睛，吃驚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夢想那嬰兒會長大成人，笑起來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沒有……這有錯嗎？”

　　“沒有。”我說。

　　“我很自私嗎？”

　　“不，索拉雅。”

　　“因為如果你真的想那麼做……”

　　“不，”我說，“如果我們打算那麼做，我們根本就不應該有任何動搖，并且，我們的意見必須一緻。要不然對孩子不公平。”

　　她把頭靠在車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發。

　　當時将軍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關于收養……這件事，我不知道對我們阿富汗人來說是否合适。”索拉雅疲憊地看着我，幽幽歎氣。

　　“首先，他們長大成人，想要知道親生父母是誰，”他說，“你們對此不能抱怨。你們操勞多年，所做全為了他們，有時候，他們會離家出走，去尋找給他們生命的人。皿緣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千萬不能忘記。”

　　“我不想再談論這個話題了。”索拉雅說。

　　“我再說一件事。”他說。我察覺到他激動起來了，我們聽到将軍的一番高談闊論：“這裡就拿親愛的阿米爾來說吧。我們都認得他的父親，我在喀布爾之時，便認得他的祖父是什麼人，還認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們問起，我可以坐下來，細數他好幾代祖先。這就是為什麼他的爸爸——真主保佑他安息——前來提親，我不假思索就應承的原因。而且，相信我，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曆史，也不會要你當他的媳婦。皿緣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你們收養别人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将誰的皿帶進家門。”

　　“現在，如果你們是美國人，這不成問題。這裡的人們為了愛情結合，家族和祖輩根本不起作用。他們收養孩子也是這樣的，隻要嬰兒健康，每個人都很高興。但我們是阿富汗人，我的孩子。”

　　“魚烤好了嗎？”索拉雅說。塔赫裡将軍眼睛盯着她，他拍拍她的膝蓋。“高興點吧，就為你身體健康，還有個好丈夫。”

　　“你怎麼想呢，親愛的阿米爾？”雅米拉阿姨問。

　　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我同意将軍大人的看法。”

　　将軍很滿意，點點頭，走回烤架去。

　　我們都有不收養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将軍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是：也許在某個地方，有某個人，因為某件事，決定剝奪我為人父的權利，以報複我曾經的所作所為。也許這是我的報應，也許這樣是罪有應得。也許事情不是這樣的。雅米拉阿姨說。或者，也許事情注定是這樣的。

　　幾個月後，我們用我第二部小說的預付款作為最低首期付款，買下一座漂亮的維多利亞式房子，有兩個卧房，位于舊金山的巴諾爾山莊。它有尖尖的屋頂，硬木地闆，還有個小小的後院，盡頭處有一個曬台和一個火爐。将軍幫我重新擦亮曬台，粉刷牆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們搬得這麼遠，開車要一個半小時，特别是她認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愛護和支持——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憐憫讓索拉雅難以承受，這才決定搬家。

　　有時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聽着紗門在和風吹拂下開開關關，聽着蟋蟀在院子裡鳴叫。我幾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宮裡的虛空，它好像是個活着的、會呼吸的東西。它滲進我們的婚姻，那虛空，滲進我們的笑聲，還有我們的交歡。每當夜闌人靜，我會察覺到它從索拉雅身上升起，橫亘在我們之間。像新生兒那樣，睡在我們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