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麼？請告訴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媽媽，總是很含混，比如“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細節，比如：她的秀發在陽光下是什麼樣子，她最喜愛的冰淇淋是什麼口味，她最喜歡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嗎？爸爸關于媽媽的記憶，已經随着他長埋地下。也許提起她的名字會喚起他心中的負疚，為她死後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為失去她的傷痛太深，他不忍再度提及。也許兩種原因都有。

　　“她說，‘我很害怕。’我問，‘為什麼？’她說，‘因為我深深地感到快樂，拉索爾博士，快樂成這樣，真叫人害怕。’我問她為什麼，她說，‘他們隻有準備要剝奪你某種東西的時候，才會讓你這麼快樂。’我說，‘快别胡說。這種想法太蠢了。’”

　　法裡德拉我的手臂。“我們該走了，阿米爾老爺。”他輕聲說。我将手臂掙脫出來，“還有呢？她還說什麼了？”

　　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記起來。可是我不記得了。你媽媽走得太久了，我的記憶四散崩塌，像這些房子。對不起。”

　　“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

　　老人微笑，“我會想想看。這是承諾，記得回來找我。”

　　“謝謝你。”我說，“太謝謝你了。”我是說真的。現在我知道媽媽曾經喜歡塗了蜂蜜的杏仁蛋糕，還有熱紅茶，知道她用過“深深地”這個詞，知道她曾為快樂煩惱過。我對媽媽的了解，從這個街頭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從爸爸身上知道的還要多。

　　露宿街頭的老乞丐恰好認識我媽媽，這在多數非阿富汗人眼裡，也許會是匪夷所思的巧合，但我們對此隻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輛汽車。因為我們知道，在阿富汗，特别是在喀布爾，這樣的荒唐事情司空見慣。爸爸過去說過：“把兩個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關在同一間屋子裡，不消十分鐘，他們就能找出他們之間的親戚關系。”

　　我們離開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階上的老人。我原想帶他到他的辦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關于我媽媽的事情。但我再也沒有見到他。

　　我們發現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區北邊，緊鄰幹涸的喀布爾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軍營式建築，牆上有裂縫，窗戶用木闆封上。前去的途中，法裡德告訴我說，在喀布爾各個城區中，卡德察區受戰争破壞最嚴重，而當我們下車，證據太明顯了。立在滿是彈坑的街道兩旁的，隻有比廢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築，以及久無人煙的房子。我們走過一具鏽蝕的轎車殘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裡面、沒有熒屏的電視機，一堵塗着黑色“塔利班萬歲”标語的牆壁。

　　應門的是個秃頂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舊斜紋呢夾克，戴着無邊便帽，眼鏡挂在鼻尖上，有塊鏡片已經碎裂。眼鏡後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裡德身上掃來掃去。“你好。”他說。

　　“你好，”我說，把寶麗萊照片給他看，“我們在找這個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對不起，我從沒見過他。”

　　“你還沒仔細看看那張照片呢，老弟，”法裡德說，“為什麼不好好看看呢？”

　　“麻煩你。”我補上一句。

　　門後的男人接過相片，端詳着，把它還給我。“不，對不起。我隻認得這所機構裡面的每一個孩子，但這個看起來很面生。現在，如果你們沒别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關上門，上栓。

　　我用指節敲門：“老爺，老爺，麻煩你開門。我們對他沒有惡意。”

　　“我跟你說過，他不在這裡。”門那邊傳來他的聲音，“現在，請你們走開。”

　　法裡德上前幾步，把前額貼在門上。“老弟，我們沒帶塔利班的人來。”他小心翼翼，低聲說，“這個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帶到安全的地方。”

　　“我從白沙瓦來。”我說，“我有個好朋友認識一對美國夫婦，在那兒開設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門後。知道他站在那兒，傾聽着，猶豫不決，在希望和懷疑之間來回掙紮。“你看，我認識索拉博的父親，”我說，“名字叫哈桑。他媽媽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讀書寫字，彈弓打得很好。那兒有孩子的希望，老爺，一條生路。麻煩你開門。”

　　門後隻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說。

　　隔了一會兒，傳來開鎖的聲音，門縫又露出那張窄窄的臉。他看看我和法裡德，對我說：“有件事你說錯了。”

　　“哪件？”

　　“他的彈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東西跟他形影不離。他無論走到那兒，都會将它塞在褲帶上。”

　　那人放我們進去，自我介紹，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負責人。“我帶你們去我的辦公室。”他說。

　　我們跟着他，穿過陰暗污穢的走廊，孩子們穿着殘破的羊毛衫，赤着腳走來走去。我們走過一些房間，沒有一間鋪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間塞滿鐵床，但多數沒有被褥。

　　“這裡有多少個孤兒？”法裡德問。

　　“多到我們都裝不下了，大概兩百五十個。”察曼回頭說，“但他們并非全都無親無故。有很多人因為戰争失去了父親，母親無法撫養他們，因為塔利班不許女人工作。所以她們把孩子送到這裡。”他用手做了抹眼淚的動作，傷心地補充道：“這個地方總比街頭好，但也好不了多少。這座房子本來就不是給人住的――它過去是倉庫，用來存放地毯。所以這裡沒有熱水器，他們留下的井也幹了。”他放低聲音，“我求過塔利班，跟他們要錢，用來掘一眼更深的井，次數多得記不清了，他們隻是轉動念珠，告訴我他們沒有錢。沒有錢。”他冷笑。

　　他指着牆邊的一排床鋪。“我們的床不夠，已經有的床也缺少褥子。更糟糕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毛毯。”他讓我們看着一個在跳繩的女孩，有兩個孩子陪着她。“你們見到那個女孩嗎？上個冬天，孩子們不得不共用毛毯。她哥哥被凍死了。”他繼續走，“上次我檢查的時候，發現倉庫裡面隻有不到夠一個月吃的大米了，等用完之後，這些孩子的早飯和晚飯隻有面包和紅茶可吃了。”我注意到他沒提起午飯。

　　他站住，轉向我：“這裡提供的庇護少得可憐，幾乎沒有食物，沒有衣服，沒有幹淨的水。我這裡大量過剩的是那些失去童年的孩子。但可悲的是，這些孩子算是幸運的了。我們負荷過重，每天我都要拒絕帶着孩子到這裡來的母親。”他朝我走上一步，“你說索拉博還有希望？我祈望你沒有說謊，老爺。可是……也許你來得太遲了。”

　　“什麼意思？”

　　察曼移開眼光。“跟我來。”

　　負責人的辦公室是這麼一間房子：四面空蕩蕩的開裂牆壁，一張地毯，一張桌子，兩張折疊椅。察曼和我坐下的時候，我看見一隻灰色的老鼠從牆洞探出頭來，竄過房間。它嗅嗅我的鞋子，我身體一縮，接着它去嗅察曼的鞋子，這才奔出洞開的門。

　　“你剛才說太遲了是什麼意思？”我說。

　　“你們想喝茶嗎？我可以去弄一些。”

　　“不了，謝謝。我們還是談談。”

　　察曼身子倒在座椅上，雙臂抱兇，“我要告訴你的是不愉快的事情，更别提可能還很危險。”

　　“誰危險？”

　　“你，我。當然還有索拉博，如果還不算太遲的話。”

　　“我需要知道。”

　　他點點頭：“好的。但我首先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多渴望想找到你的侄兒？”

　　我想起童年時代，我們在街頭和人打架，每次都是哈桑為我挺身而出，一個打兩個，有時是三個。我畏縮旁觀，心裡想幫忙，但總是望而卻步，總是被不知道什麼東西拉退。

　　我望着走廊，看見一群孩子，圍成一圈跳舞。有個小女孩，左腿從膝蓋以下不見了，她坐在破舊的墊子上觀望，微笑着，和其他孩子一起拍着手。我看見法裡德也在看着那些孩子，他殘廢的手就挂在身邊。我想起瓦希德的兒子……我恍然省悟：如果沒有找到索拉博，我絕不離開阿富汗。“告訴我他在哪兒。”我說。

　　察曼凝望着我，然後他點點頭，撿起一枝鉛筆，在手指間轉動。“别說是我告訴你的。”

　　“我答應你。”

　　他用鉛筆敲桌子，“盡管你答應了，我想我也許會後悔一輩子，不過，也許那樣也好。反正我很該死。但如果能幫到索拉博什麼……我會告訴你，因為我相信你。看起來你像個負責任的人。”他沉默了好久。“有個塔利班官員，”他低聲說，“他每隔一兩個月就來一次，帶着錢，雖然不多，但總比什麼也沒有好。”他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又轉開，“通常他會帶走一個女孩，但不總是這樣。”

　　“你居然同意？”法裡德在我身後說。他沖向桌子，接近察曼。

　　“我能有什麼選擇呢？”察曼回嘴說，他推着桌子站起來。

　　“你是這裡的負責人。”法裡德說，“你的工作是照料這些孩子。”

　　“我根本沒有能力阻止它發生。”

　　“你賣掉孩子！”法裡德大怒。

　　“法裡德，坐下！讓他說！”但已經太遲了，因為突然間法裡德跳上桌子。他縱身而下，将察曼的椅子踢飛，把他按倒在地。察曼在法裡德身下揮舞着手，發出聲聲悶叫。他的腳踢掉一個抽屜，紙片散落在地面。

　　我跑到桌子那邊，這才發現察曼的叫聲為何悶住：法裡德扼住他的脖子。我雙手抓住法裡德的肩膀，使勁拉。他掙脫我。“夠了！”我大喊。但法裡德的臉漲得通紅，張口狂叫：“我要殺了他！你不能阻止我！我要殺了他！”他冷笑。

　　“放開他！”

　　“我要殺了他！”他的叫聲讓我明白，如果我不盡快采取行動，就隻好目睹有生以來見到的第一場謀殺了。

　　“孩子們在看着，法裡德。他們在看着。”我說。他肩膀的肌肉在我手中縮緊，那當頭，我以為他不管怎樣都會扼着察曼的脖子不放。然而他回頭，看到了孩子們。他們默默站在門外，手拉手，有的還哭起來。我覺得法裡德的肌肉松弛了，他放手站起來，低頭看着察曼，在他臉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後他走到門邊，把門關上。

　　察曼掙紮着站起身，用袖子去擦皿淋淋的嘴唇，擦掉臉上的口水。他咳嗽，喘息，戴好便帽和眼鏡，看到兩塊鏡片都破了，又把眼鏡摘下。他雙手掩臉。好長一段時間，我們誰也沒說話。

　　“一個月前，他帶走了索拉博。”終于，察曼哽咽着說。手仍掩着臉。

　　“你還說自己是負責人？”

　　察曼放下手：“我已經有六個月沒有收入了。我破産了，因為我畢生的積蓄，都投在這個恤孤院。我賣掉一切财産和遺産，來維持這個凄涼的地方。你以為我沒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嗎？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樣一走了之。但我沒有，我留下。我留下來，全是為了他們。”他指着門，“如果我拒絕給他一個孩子，他會帶走十個。所以我讓他帶走，讓安拉來作決定。我忍氣吞聲，拿過他那些該死的、肮髒的臭錢，然後到市場去，給孩子買食物。”

　　法裡德垂下眼睛。

　　“被他帶走的孩子會怎樣？”我問。

　　察曼用食指和拇指揉揉眼睛：“有時他們會回來。”

　　“他是誰？我們怎樣才能找到他？”

　　“明天到伽茲體育館去，中場休息的時候你會看到他，他就是那個戴着黑色太陽鏡的人。”他撿起他的破眼鏡，在手裡翻轉，“我要你們現在就離開，孩子吓壞了。”

　　他送我們出去。

　　車開走的時候，我從側視鏡看到察曼，他站在門口，一群孩子圍在他身邊，拉着他松開的襯衣下擺。我看見他戴上那副破眼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