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睡床，法裡德睡地闆，我額外付了錢，讓老闆取來一條毛毯，給法裡德裹上。除了月色從破窗傾瀉進來，再無其他光線。法裡德說老闆告訴過他，喀布爾停電兩天了，而他的發電機需要修理。我們談了一會。他告訴我他在馬紮裡沙裡夫長大的故事，在賈拉拉巴特的故事。他告訴我說，在他和他爸爸加入聖戰者組織，在潘傑希爾峽谷抗擊俄國佬之後不久，他們糧草告罄，隻好吃蝗蟲充饑。他跟我說起那天直升機的炮火打死了他父親，說起那天地雷索走他兩個女兒的命。他問我美國的情況。我告訴他，在美國，你可以走進雜貨店，随意選購十五或者二十種不同的麥片。羔羊肉永遠是新鮮的，牛奶永遠是冰凍的，有大量的水果，自來水很幹淨。每個家庭都有電視，每個電視都有遙控器，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安裝衛星接收器，能看到超過五百個電視台。

　　“五百個？”法裡德驚歎。

　　“五百個。”

　　我們沉默了一會。我剛以為他睡着，法裡德笑起來。“老爺，你聽過納斯魯丁毛拉的故事嗎？他女兒回家，抱怨丈夫打了她，你知道納斯魯丁怎麼做嗎？”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臉帶微笑，而我臉上也泛起笑容。關于那個裝腔作勢的毛拉有很多笑話，世界各地的每個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他怎麼說？”

　　“他也揍了她，然後讓她回家告訴她丈夫，說毛拉可不是蠢貨：如果哪個混蛋膽敢揍他的女兒，毛拉會揍他的妻子以示報複。”

　　我大笑。部分是因為這個笑話，部分是由于阿富汗人的幽默從不改變。戰争發動了，因特網發明了，機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而在阿富汗，我們仍說着納斯魯丁毛拉的笑話。“你聽說過這個故事嗎？有一次毛拉騎着他的驢子，肩膀上扛着一個重重的袋子。”我說。

　　“沒有。”

　　“有個路人問，你為什麼不把袋子放在驢背上呢？他說：‘那太殘忍了，我已經壓得這可憐的東西不堪重負。’”

　　我們輪流說着納斯魯丁毛拉的笑話，全都講完之後，我們再次陷入了沉默。

　　“阿米爾老爺？”法裡德說，驚醒睡意蒙的我。

　　“怎麼？”

　　“你為什麼到這裡來呢？我是說，你為什麼真的到這裡來呢？”

　　“我告訴過你。”

　　“為了那個男孩？”

　　“為了那個男孩。”

　　法裡德在地上翻身，“真叫人難以相信。”

　　“有時候，我也無法相信自己竟然來到這裡。”

　　“不……我想問的是，為什麼是那個男孩？你從美國漂洋過海，就為了……一個什葉派信徒？”

　　這句話讓我再也笑不出來，睡意全消。“我累了。”我說，“我們睡覺吧。”

　　法裡德的鼾聲很快在空蕩蕩的房間響起。我睡不着，雙手交叉放在兇前，透過那扇破窗，望着星光閃閃的夜空，想起人們對阿富汗的評論，也許那是對的。也許它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地方。

　　我們走進伽茲體育館入口通道的時候，喧嘩的人群正在紛紛入座。階梯狀的水泥看台上擠滿了幾千人。兒童在過道嬉鬧，上下追逐。空氣中散發着辣醬鷹嘴豆的味道，還有動物糞便和汗水的臭味。法裡德和我走過那些兜售香煙、松子和餅幹的小販。

　　有個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紋呢夾克，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邊低語。他問我要不要買些“性感的圖片”。

　　“非常誘人，老爺。”他說，機警的眼睛四下掃視――讓我想起一個女孩，早幾年的時候，在舊金山田德龍區街頭，她竭力勸我買毒品。那男孩拉開夾克的一邊，讓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圖片：印度電影的明信片，上面是媚眼如絲的女演員，穿着全套衣服，躺在男人懷裡。“多麼性感。”他重複說。

　　“不了，謝謝。”我說，把他推開，繼續走。

　　“他要是被抓住，他們會用鞭子打得他父親從墳裡醒過來。”法裡德低聲說。

　　當然，票上沒有座位号碼，沒有人禮貌地指引我們到哪一區、哪一排就座。從來就是這樣，即使在舊時君主制的那些歲月。我們找到一個視線很好的位置坐下，就在中場左邊，不過法裡德那邊有點擠，推推搡搡的。

　　我記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帶我到這裡看足球賽，那時球場上的草多麼綠啊。現在則是一團糟。到處都是洞和彈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南邊球門門柱後面，地上有兩個很深的洞，球場根本沒有草，隻有泥土。等到兩支隊伍各自入場――雖然天氣很熱，所有人都穿着長褲――開始比賽，球員踢起陣陣塵霧，很難看到球在哪裡。年輕的塔利班揮舞着鞭子，在過道來回巡視，鞭打那些喊得太大聲的觀衆。

　　中場的哨聲吹響之後，他們将球員清走。一對紅色的皮卡開進來，跟我來這城市之後到處都看見的一樣，它們從大門駛進體育館。一個婦女穿着藍色的蒙頭長袍，坐在一輛皮卡的後鬥上。另外一輛上面有個蒙住眼睛的男子。皮卡慢慢繞着場邊的跑道開動，似乎想讓觀衆看得清楚些。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人們伸長脖子，指指點點，踮着腳站起。在我身旁，法裡德低聲禱告，喉結上下蠕動。

　　紅色卡車并排駛進球場，卷起兩道塵霧，陽光在它們的輪毂上反射出來。在球場末端，它們和第三輛車相遇。這一輛的車鬥載着的東西，讓我突然明白了球門後面那兩個洞究竟起何作用。他們将第三輛卡車上的東西卸下來。意料之中，人群竊竊私語。

　　“你想看下去嗎？”法裡德悲哀地說。

　　“不。”我說，有生以來，我從未有過如此強烈地想離開一個地方的渴望，“但我們必須留下來。”

　　兩個塔利班肩頭扛着俄制步槍，将第一輛車上蒙着眼的男子揪下來，另外兩個去揪穿着長袍的婦女。那個女人雙膝一軟，跌倒在地。士兵将她拉起來，她又跌倒。他們試圖擡起她，她又叫又踢。隻要我還有一口氣在，就永遠不會忘記那聲慘叫。那是跌進陷阱的動物試圖把被夾住的腳掙脫出來的慘叫。又來兩個塔利班，幫着将她塞進深沒兇口的洞。另外一邊，蒙着眼的男子安靜地讓他們将他放進那個為他而掘的洞裡。現在，地面上隻有那對被指控的軀體突出來。

　　有個矮胖的男人站在球門附近，他胡子花白，穿着灰色教袍，對着麥克風清清喉嚨。他身後那個埋在洞裡的女人仍不停慘叫。他背誦了《可蘭經》上某段長長的經文，體育館裡面的人群突然鴉雀無聲，隻有他鼻音甚重的聲音抑揚頓挫。我記得很久以前，爸爸對我說過一段話：那些自以為是的猴子，應該在他們的胡子上撒尿。除了用拇指數念珠，背誦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經書，他們什麼也不會。要是阿富汗落在他們手裡，我們全部人就得求真主保佑了。

　　當禱告結束，教士清清喉嚨。“各位兄弟姐妹！”他用法爾西語說，聲音響徹整個體育館，“今天，我們在這裡執行伊斯蘭教法。今天，我們在這裡秉持正義。今天，我們在這裡，是出于安拉的意願，也是因為先知穆罕默德的指示，願他安息，在阿富汗，我們深愛的家園，依然存在，得到弘揚。我們傾聽真主的意旨，我們服從他，因為我們什麼也不是，在偉大的真主面前，我們隻是卑微的、無力的造物。而真主說過什麼？我問你們！真主說過什麼？真主說，對每種罪行，都應量刑，給予恰如其分的懲罰。這不是我說的，也不是我的兄弟說的。這是真主說的！”他那空出來的手指向天空。我腦裡嗡嗡響，覺得陽光太過毒辣了。

　　“對每種罪行，都應量刑，給予恰如其分的懲罰！”教士對着麥克風，放低聲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緊張地重複了一遍。“各位兄弟姐妹，對于通奸，應該處以什麼樣的刑罰？對于這些亵渎了婚姻的神聖的人，我們應該怎麼處置？我們該怎麼對待這些朝真主吐口水的人？若有人朝真主房間的窗丢石頭，我們應該有什麼反應？我們應該把石頭丢回去！”他關掉麥克風。低沉的議論聲在人群中迅速傳開。

　　我身邊的法裡德搖搖頭，“他們也配稱穆斯林。”他低聲說。

　　接着，有個肩膀寬大的高個子男人從皮卡車走出來。他的出現在圍觀人群中引起了幾聲歡呼。這一次，沒有人會用鞭子抽打喊得太大聲的人。高個子男人穿着光鮮的白色服裝，在午後的陽光下閃閃發光。他的襯衣露在外面，下擺在和風中飄動。他像耶稣那樣張開雙臂，慢慢轉身一圈，向人群緻意。他的臉轉向我們這邊時，我看見他戴着黑色的太陽鏡，很像約翰・列侬戴的那副。

　　“他一定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法裡德說。

　　戴墨鏡的高個子塔利班走過幾堆石頭，那是他們适才從第三輛車上卸載的。他舉起一塊石頭，給人群看。喧鬧聲靜下來，取而代之的是陣陣嗡嗡聲，在體育館起伏。我看看身邊的人，大家都啧啧有聲。那個塔利班，很荒唐的，看上去像個站在球闆上的棒球投手，把石頭扔向埋在洞裡那個蒙着眼的男子，擊中了那人的頭部，那個婦女又尖叫起來。人群發出一聲“啊！”的怵叫。我閉上眼，用手掩着臉。每塊投出的石頭都伴随着人群的驚呼，持續了好一會。他們住口不喊了，我問法裡德是不是結束了，法裡德說還沒。我猜想人們叫累了。我不知道自己掩着臉坐了多久，我隻知道，當我聽到身邊人們問“死了嗎？死了嗎？”，這才重新睜開眼睛。

　　洞裡那個男子變成一團模糊的皿肉和破布。他的頭垂在前面，下巴抵在兇前。戴着約翰・列侬墨鏡的塔利班看着蹲在洞邊的另一個男子，手裡一上一下抛擲石頭。蹲下那個男子耳朵挂着聽診器，将另外一端壓在洞裡男子的兇前。他把聽診器摘離耳朵，朝戴墨鏡的塔利班搖搖頭。人群哀歎。

　　“約翰・列侬”走回投球闆。

　　一切都結束之後，皿肉淋漓的屍體各自被草草丢到紅色皮卡車的後面，數個男人用鏟子匆匆把洞填好。其中有個踢起塵土，蓋在皿迹上，勉強将其掩住。不消幾分鐘，球隊回到場上。下半場開始了。

　　我們的會見被安排在下午三點鐘。這麼快就得到接見，實在出乎我意料。我原以為會拖一段時間，至少盤問一番，也許還要檢查我們的證件。但這提醒我，在阿富汗，直到今天，官方的事情仍是如此不正式：法裡德所做的，不過是告訴一個手執鞭子的塔利班，說我們有些私人事情要跟那個穿白色衣服的男子談談。法裡德和他說了幾句。帶鞭子那人點點頭，用普什圖語朝球場上某個年輕人大喊，那人跑到南邊球門，戴太陽鏡的塔利班在那兒跟剛才發言的教士聊天。他們三個交談。我看見戴太陽鏡那個家夥擡起頭。他點點頭，在傳訊人耳邊說話。那個年輕人把消息帶給我們。

　　就這麼敲定。三點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