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雅爾達是回曆中嘉帝月的第一夜，也是冬天的第一夜，一年之中最長的夜晚。按照風俗，哈桑和我會熬到深夜，我們把腳藏在火爐桌下面，阿裡将蘋果皮丢進爐子，給我們講蘇丹和小偷的古老傳說，度過漫漫長夜。正是從阿裡口中，我得知了雅爾達的故事，知道了飛蛾撲火是因為着魔，還知道狼群爬山是要尋找太陽。阿裡發誓說，要是在雅爾達那夜吃到西瓜，翌年夏天就不會口渴。

　　稍大一些之後，我從詩書中讀到，雅爾達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戀人徹夜難眠，忍受着無邊黑暗，等待太陽升起，帶來他們的愛人。遇到索拉雅之後那個星期，對我來說，每個夜晚都是雅爾達。等到星期天早晨來臨，我從床上起來，索拉雅・塔赫裡的臉龐和那雙棕色的明眸已然在我腦裡。坐在爸爸的巴士裡面，我暗暗數着路程，直到看見她赤足坐着，擺弄那些裝着發黃的百科全書的紙箱，她的腳踝在柏油路的映襯下分外白皙，柔美的手腕上有銀環叮當作響。一頭秀發從她背後甩過，像天鵝絨幕布那樣垂下來，我望着她的頭發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怔怔出神。索拉雅，我的交易會公主，我的雅爾達的朝陽。

　　我制造各種各樣的借口――爸爸顯然知道，但隻露出戲谑的微笑――沿着那條過道走下去，經過塔赫裡的攤位。我會朝将軍招招手，而他，永遠穿着那身熨得發亮的灰色套裝，會揮手應答。有時他從那張導演椅站起來，我們會稍作交談，提及我的寫作、戰争、當天的交易。而我不得不管住自己的眼睛别偷看，别總是瞟向坐在那裡讀一本平裝書的索拉雅。将軍和我會彼此告别，而我走開的時候，得強打精神，掩飾自己心中的失望。

　　有時将軍到其他過道去跟人攀交情，留她一人看守攤位，我會走過去，假裝不認識她，可是心裡想認識她想得要死。有時陪着她的還有個矮胖的中年婦女，染紅發，膚色蒼白。我暗下決心，在夏天結束之前一定要跟她搭讪，但學校開學了，葉子變紅、變黃、掉落，冬天的雨水紛紛灑灑，折磨爸爸的手腕，樹枝上吐出新芽，而我依然沒有勇氣、沒有膽量，甚至不敢直望她的眼睛。

　　春季學期在1985年5月底結束。我所有的課程都得了優，這可是個小小的神迹，因為我人在課堂，心裡卻總是想着索拉雅柔美而筆挺的鼻子。

　　然後，某個悶熱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場，坐在我們的攤位，用報紙往臉上扇風。盡管陽光像烙鐵那樣火辣辣，那天市場人滿為患，銷售相當可觀――才到12點半，我們已經賺了160美元。我站起來，伸伸懶腰，問爸爸要不要來杯可口可樂。他說來一杯。

　　“當心點，阿米爾。”我舉步離開時他說。

　　“當心什麼，爸爸？”

　　“我不是蠢貨，少跟我裝蒜。”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啊。”

　　“你要記住，”爸爸指着我說，“那家夥是個純正的普什圖人，他有名譽和尊嚴。”這是普什圖人的信條，尤其是關系到妻子或者女兒的貞節時。

　　“我不過是去給我們買飲料。”

　　“别讓我難看，我就這點要求。”

　　“我不會的，天啦，爸爸。”

　　爸爸點了根煙，繼續扇着風。

　　起初我朝販賣處走去，然後在賣襯衫的攤位左轉。在那兒，你隻消花5塊錢，便可以在白色的尼龍襯衫上印上耶稣、貓王或者吉姆・莫裡森的頭像，或者三個一起印。馬裡亞奇【Mariachi，墨西哥傳統音樂樂團，主要使用樂器有小号、曼陀鈴、吉他、豎琴以及小提琴等，所演唱歌曲風格通常較為熱烈】的音樂在頭頂回響，我聞到腌黃瓜和烤肉的味道。

　　我看見塔赫裡灰色的貨車，和我們的車隔着兩排，緊挨着一個賣芒果串的小攤。她單身一人，在看書，今天穿着長及腳踝的白色夏裝，涼鞋露出腳趾，頭發朝後紮，梳成郁金香形狀的發髻。我打算跟以前一樣隻是走過，我以為可以做到，可是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站在塔赫裡的白色桌布邊上，越過燙發用的鐵發夾和舊領帶，盯着索拉雅。她擡頭。

　　“你好，”我說，“打擾了，對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擾你的。”

　　“你好。”

　　“将軍大人今天不在嗎？”我說。我的耳朵發燒，無法正視她的明眸。

　　“他去那邊了。”她說，指着右邊，綠色鑲銀的手镯從她的胳膊肘上滑落。

　　“你可不可以跟他說，我路過這裡，問候他一下。”我說。

　　“可以。”

　　“謝謝你。”我說，“哦，我的名字叫阿米爾。這次你需要知道，才好跟他說。說我路過這裡，向他……問好。”

　　“好的。”

　　我挪了挪腳，清清喉嚨，“我要走了，很抱歉打擾到你。”

　　“沒有，你沒有。”她說。

　　“哦，那就好。”我點點頭，給她一個勉強的微笑。“我要走了。”好像我已經說過了吧？“再見。”

　　“再見。”

　　我舉步離開。停下，轉身。趁着勇氣還沒有消失，我趕忙說：“我可以知道你在看什麼書嗎？”

　　她眨眨眼。

　　我屏住呼吸。刹那間，我覺得跳蚤市場裡面所有的眼睛都朝我們看來。我猜想四周似乎突然寂靜下來，話說到一半戛然而止。人們轉過頭，饒有興緻地眯起眼睛。

　　這是怎麼回事？

　　直到那時，我們的邂逅可以解釋成禮節性的問候，一個男人問起另外一個男人。但我問了她問題，如果她回答，我們将會……這麼說吧，我們将會聊天。我，一個單身的青年男子，而她是個未婚的少女。她有過一段曆史，這就夠了。我們正徘徊在風言風語的危險邊緣，毒舌會說長道短，而承受流言毒害的将會是她，不是我――我十分清楚阿富汗人的雙重标準，身為男性，我占盡便宜。不是“你沒見到他找她聊天嗎？”而是“哇，你沒看到她舍不得他離開嗎？多麼不知道廉恥啊！”

　　按照阿富汗人的标準，我的問題很唐突。問出這句話，意味着我無所遮掩，對她的興趣再也毋庸置疑。但我是個男人，我所冒的風險，頂多是尊嚴受傷罷了，受傷了會痊愈，可是名譽毀了不再有清白。她會接受我的挑戰嗎？

　　她翻過書，讓封面對着我。《呼嘯山莊》。“你看過嗎？”她說。

　　我點點頭。我感到自己的心怦怦跳。“那是個悲傷的故事。”

　　“好書總是跟悲傷的故事有關。”她說。

　　“确實這樣。”

　　“聽說你寫作？”

　　她怎麼知道？我尋思是不是她父親說的，也許她曾問過他。我立即打消了這兩個荒謬的念頭。父親跟兒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談論婦女。但不會有阿富汗女子――至少是有教養的阿富汗淑女――向她父親問起青年男子。而且，沒有父親，特别是一個有名譽和尊嚴的普什圖男人，會跟自己的女兒談論未婚少男，除非這個家夥是求愛者，已經做足體面的禮節，請他父親前來提親。

　　難以置信的是，我聽見自己說：“你願意看看我寫的故事嗎？”

　　“我願意。”她說。現在我從她的神情感覺她有些不安，她的眼睛開始東瞟西看，也許是看看将軍來了沒有。我懷疑，要是讓他看到我跟她女兒交談了這麼久，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也許改天我會帶給你，”我說。我還想說些什麼，那個我曾見到跟索拉雅在一起的女人走進過道。她提着塑料袋，裡面裝滿水果。她看到我們，滴溜溜的眼珠看着我和索拉雅，微笑起來。

　　“親愛的阿米爾，見到你真高興。”她說，把袋子放在桌布上。她的額頭泛出絲絲汗珠，一頭紅發看上去像頭盔，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她頭發稀疏的地方露出點點頭皮。她有雙綠色的小眼睛，埋藏在那圓得像卷心菜的臉蛋上，牙齒鑲金，短短的手指活像香腸。她兇前挂着一條金色安拉項鍊，鍊子在她皮膚的褶皺和脖子的肥肉間忽隐忽現。“我叫雅米拉，親愛的索拉雅的媽媽。”

　　“你好，親愛的阿姨。”我說，有些尴尬，我經常身處阿富汗人之間，他們認得我是什麼人，我卻不知道對方姓甚名誰。

　　“你爸爸還好嗎？”她說。

　　“他很好，謝謝。”

　　“你認識你的爺爺伽茲老爺嗎？他是個法官。喏，他的叔叔跟我爺爺是表親。”她說，“所以你看，我們還是親戚呢。”她微笑着露出一口金牙，我注意到她右邊的嘴角有點下垂。她的眼睛又在我和索拉雅之間轉起來。

　　有一次，我問爸爸，為什麼塔赫裡将軍的女兒還沒有嫁出去。“沒有追求者，”爸爸說，“沒有門當戶對的追求者。”他補充說。但他再也不說了――爸爸知道這種緻命的閑言碎語會給少女未來的婚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阿富汗男人，尤其是出身名門望族的那些人，都是見風使舵的家夥。這兒幾句閑話，那兒數聲诋毀，他們就會像驚鳥般落荒而逃。所以不斷有婚禮舉行，可是沒人給索拉雅唱“慢慢走”，沒有人在她手掌塗指甲花，沒有人把《可蘭經》擺放在她頭巾上，每個婚禮上，陪着她跳舞的，總是塔赫裡将軍。

　　而如今，這個婦女，這個母親，帶着令人心碎的渴望，讨好微笑，對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飾。我對自己所處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這全都因為，我赢得了那場決定我性别的基因博彩。

　　我從來沒能看穿将軍的雙眸，但我從他妻子眼裡懂得的可就多了：如果我在這件事情上――不管這件事情是什麼――會遇到對手，那絕對不是她。

　　“請坐，親愛的阿米爾。”她說，“索拉雅，給他一張椅子，我的孩子。洗幾個桃子，它們又甜又多汁。”

　　“不用了，謝謝。”我說，“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裡太太說，顯然，她被我禮貌地婉拒她的得體舉止打動了。“那麼，給你，至少帶上這個。”她抓起一把猕猴桃，還有幾個桃子，放進紙袋，堅持要我收下。“替我問候你爸爸，常來看看我們。”

　　“我會的，謝謝你，親愛的阿姨。”我說，我用眼角的餘光看到索拉雅正望着别處。

　　“我還以為你去買可樂了呢。”爸爸說，從我手裡接過那袋桃子。他看着我，神情既嚴肅，又戲谑。我開始找說詞，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揮揮手：“别費勁了，阿米爾。隻要記得我說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着閃爍的陽光在索拉雅眼裡舞動的樣子，想着她鎖骨上方那美麗的凹陷。我在腦裡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們的對話。她說的是“我聽說你是個作家”還是“我聽說你寫作”？是哪句呢？我捂緊被子，盯着天花闆，痛苦地想起，要度過連續六個漫漫的雅爾達之夜，我才能再次見到她。

　　好幾個星期都是如此這般。我等到将軍散步離開，然後走過塔赫裡的貨攤。如果塔赫裡太太在，她會請我喝茶、吃餅幹，我們會談起舊時在喀布爾的光景，那些我們認識的人，還有她的關節炎。她顯然注意到我總是在她丈夫離開的時候出現，但她從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剛剛才走開。”她會說。我真的喜歡塔赫裡太太在那兒，并且不僅是由于她和善的态度，還因為有她母親在場，索拉雅會變得更放松、更健談。何況她在也讓我們之間的交往顯得正常――雖然不能跟塔赫裡将軍在場相提并論。有了塔赫裡太太的監護，我們的約會就算不能杜絕風言風語，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過她對我套近乎的态度明顯讓索拉雅覺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單獨在他們的貨攤上交談。她正告訴我學校裡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學習她的通選課程，她在弗裡蒙特的“奧龍專科學校”就讀。

　　“你打算主修什麼呢？”

　　“我想當老師。”她說。

　　“真的嗎？為什麼？”

　　“這是我一直夢想的。我們在弗吉尼亞生活的時候，我獲得了英語培訓證書，現在我每周有一個晚上到公共圖書館教書。我媽媽過去也是教師，她在喀布爾的高級中學教女生法爾西語和曆史。”

　　一個大腹便便的男人頭戴獵帽，出價3塊錢，想買一組5塊錢的燭架，索拉雅賣給他。她把錢丢進腳下那個小小的糖果罐，羞澀地望着我。“我想給您講個故事，”她說，“可是我有點難為情。”

　　“講來聽聽。”

　　“它有點傻。”

　　“告訴我吧。”

　　她笑起來，“好吧，在喀布爾，我四年級的時候，我爸爸請了個打理家務的傭人，叫茲芭。她有個姐妹在伊朗的馬夏德。因為茲芭不識字，每隔不久，她就會求我給她姐妹寫信。每當她姐妹回信，我會念給茲芭聽。有一天，我問她想不想讀書識字。她給我一個大大的微笑，雙眼放光，說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業之後，我們就坐在廚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認字母。我記得有時候，我作業做到一半，擡起頭，發現茲芭在廚房裡，攪攪高壓鍋裡面的牛肉，然後坐下，用鉛筆做我前一天夜裡給她布置的字母表作業。”

　　“不管怎樣，不到一年，茲芭能讀兒童書了。我們坐在院子裡，她給我念達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過全對。她開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師’。”她又笑起來，“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孩子氣，但當茲芭第一次自己寫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書，别的什麼都不想做。我為她驕傲，覺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價值的事情。您說呢？”

　　“是的。”我說謊。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識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澀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學院，我媽媽總是暗示我選擇醫學院。但我想要成為教師。雖然在這裡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媽媽也是教師。”我說。

　　“我知道，”她說，“我媽媽跟我說過。”接着因為這句話，她臉上泛起紅暈。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時候，她們曾經“談起阿米爾”。我費了好大勁才忍住讓自己不發笑。

　　“我給你帶了些東西，”我從後褲兜掏出一卷訂好的紙張，“實現諾言。”我遞給她一篇自己寫的小故事。

　　“哦，你還記得。”她說，笑逐顔開，“謝謝你！”我沒有時間體會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較正式的“您”稱呼我到底意味着什麼，因為突然間她的笑容消失了，臉上的紅暈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後。我轉過身，跟塔赫裡将軍面對面站着。

　　“親愛的阿米爾，抱負遠大的說故事的人，很高興見到你。”他說，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軍大人。”我嗫嚅着說。

　　他從我身旁走過，邁向貨攤。“今天天氣很好，是嗎？”他說，拇指搭在他那件背心的上袋，另一隻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紙卷給了他。

　　“他們說整個星期都會下雨呢。很難相信吧，是嗎？”他把那卷紙張丢進垃圾桶。轉向我，輕輕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們并排走了幾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當喜歡你。你是個有教養的孩子，我真的這麼認為，但是……”他歎了口氣，揮揮手，“……即使有教養的男孩有時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責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場的衆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雙眼，“你知道，這裡每個人都會講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齊齊的牙齒，“替我向你爸爸問好，親愛的阿米爾。”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怎麼回事？”爸爸說，接過一個老婦人買木馬的錢。

　　“沒事。”我說。我坐在一台舊電視機上。不過還是告訴他了。

　　“唉，阿米爾。”他歎氣。

　　結果，剛才發生的事情沒有讓我煩惱太久。

　　因為那個星期稍晚一些時候，爸爸感冒了。

　　開始隻是有點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還是沒好。他會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裡。我不停地求他去檢查，但他會揮手叫我走開。他讨厭大夫和醫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醫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瘧疾。

　　然後，過了兩個星期，我撞見他正把一口帶皿絲的痰咳到馬桶裡面去。

　　“你這樣多久了？”我說。

　　“晚飯吃什麼？”他說。

　　“我要帶你去看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