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命官一般年餘也有休沐，作為江陰縣令，張大安撈個長假也不成問題。就算是回轉老家過年，也不是不可以商量，隻是如今張氏有了些許變化，張公謹已然不是和城北徐公比美，而是和“湖北諸公”比美，這就沒必要回去湊熱鬧了。
在江陰過年，也不是沒有便利好處，至少在南宗這裡混了臉熟，他張三郎盡管是江陰縣令，可面子不輸給杭州州府。
說到底，江湖朝堂，吃餅的老鐵們還是得看誰來分餅。誰來分怎麼分分多少，決定了誰的嗓門大誰的嗓門小。
如果隻看賬面，杭州有戶三萬，丁口十五六萬，江陰也就是十分之一的光景，比什麼比？還不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但實際肯定不是這麼算的，聚集在江陰的實際有效人口，怎麼可能就萬兒八千撐死兩萬？哪怕是杭州本身，因為傳統的經濟結構，導緻其黑戶隐戶的比例比北方還要高得多。
加上民間還有各種隐性歧視的人口，比如“胥民”“船家”“山獠”，這就使得杭州這個“東南名郡”實際上的常住人口數量還要增加不少。
如果杭州真的隻有賬面上那點人，按照杭州聚集的權貴富豪數量，根本沒辦法供養。杭州又不是洛陽長安，可以聚天下财貨于一處。既然不能靠行政手段，那毫無疑問想要供養杭州這種東南都會的富貴數量，隻能通過更多的人口更多的源頭。
并且伴随造船技術的不斷提升，強行扭轉的海上貿易，使得東南沿海的财路得到極大擴張，人口壓力也得到了一定的釋放。這就使得以杭州為代表的江東名勝，其實際的常住人口數量，早已遠遠超出了朝廷的估計。
但事情不可能隻有好的一面，沒有壞的一面。财路打開的同時，競争的激烈程度自然也不斷增加，海上沉浮的特點就是“自由”，換句話來說，就是“無序”。而南朝遺族以及隋唐以來敕封的北地名宿，對建立“秩序”是沒有概念的，當他們從外地買來海船之後，本以為會是一場“縱橫四海”的酣暢淋漓。
然而萬萬沒想到，東風、民兵、白楊這三個名字一出，連海水的畫風都變了。
“無序”變得“有序”，“混亂”變得“安穩”，對普通的水手船員力夫而言，這是好事，至少被人“黑吃黑”這種事情，其概率在降低。
可這種情況落在江東世族眼中，就是五味雜陳，因為這首先說明了一個問題，海上沉浮制定規則建立秩序的人，不是他們，而是别人。
制定規則掌握規則的一方，怎麼可能是普通玩家？不是GM就是開挂，這讓江東世族何其難受。
原本也不是沒有東南豪族想出辦法去掣肘“東風”、“民兵”還有“白楊”，比如說嚴格控制補給，不管是糧食、船舶、人口，都做到隔絕海外，那麼，長此以往，這些莫名其妙冒出來的規則制定者，也會不戰自敗。
可惜，這些奇葩不但在海外開拓空間，開辟了種植園和耕地，本身還有十分明顯的大本營。
這個大本營，就是圍繞揚子江口來經營的。
而江陰又因為骨幹人員來源的特殊性，導緻了江陰成為大本營中的大本營，也就使得原本賬面幾千戶的縣城，實際上蓄納的人口，已經超出了三十萬，接近四十萬。
自常熟至江陰這一片廣大平原，不但是糧倉，更是生産基地，還是貿易中心。
于是哪怕張大安作為江陰縣令什麼事情都不幹，社會自然調解出來的“勸課農桑”“人丁興旺”，都能讓他幹坐着就考績中上。
而又因為張大安家族屬性的特殊性，一個江陰縣令原本能耐大概就隻是“作威作福”，但作為生産基地和貿易中心的縣令，那就不可等同視之。張大安哪怕隻是修個江堤，其影響到的各行各業人口，就已經超過了“東南名郡”各等官長。
這種好處，作為張公謹的兒子，張大安怎麼可能不明白。
在江陰過幾個年，正月裡各種走動，積攢下來的資源，足夠張大安一路揮霍到弘文閣。
“三郎，想甚麼事體，這般入神？”
“哦，坦叔。”
江水張氏南宗本家，年會開席的人員極多，作為本地“老父母”，張大安自然席位不可能放到末尾去。上首空着，那是宗長的位子，不過宗長雖然不在，但李芷兒這個宗長夫人還是在的。
馬上到了貞觀二十二年，自然也沒有人再去說什麼廢話閑話，李芷兒在張氏不管是手段還是兒子，都足夠讓整個張氏老老實實。
更何況，江陰縣令張大安還是北宗嫡子，卻老老實實在宗長夫人面前“伏低做小”，那還有什麼好歎氣的？
“也不知兄長在武漢如何，舊年在長安時，過年還烤過馍片……一晃二十年餘年，竟仿佛如昨日一般。”
“三郎是個念舊心善的。”
“慚愧……”
張大安被坦叔誇了一句，竟是有些不好意思。
然而坦叔拿着酒盅，看着張大安一會兒：“三郎嫡親兄弟幾人，唯三郎可稱赤誠。大哥憊怠，二郎圓滑，和三郎大相徑庭。”
說罷，嘬了一口溫酒，坦叔将酒盅放下，自己拿起了筷子，夾了一顆餃子放在勺子中，吃了一口，忽地笑了出來，竟是吐了顆老牙：“老朽老朽，果然老朽。”
然後把掉了的老牙包了起來，塞到懷中：“又是一年啊。”
一聲感慨，讓張大安幾欲落淚，這種感覺極為莫名，半晌，才控制住了這種情緒，拿起酒盅，沖坦叔道：“坦叔，請。”
“三郎請。”
自斟一盅，舉杯對飲，坦叔一飲而盡之後，笑着對張大安道，“再過幾年，三郎怕是要成一州官長，堪稱‘諸侯’，希望到時老朽還能同三郎喝上一杯。”
“承坦叔吉言。”
張大安笑了笑，自己倒了一杯，拿起酒盅，爽快地一飲而盡。